毛委员路过渠村

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毛委员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建宁一带转为工作队，开展苏区工作。

建宁苏区到处充满了歌声，贫苦工农脸上都洋溢着欢笑。在共产党和毛委员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高举起苏维埃红旗，武装起来，保卫土地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

正值闽西北山区插秧时节，枫源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开始了一年生产的关键环节，正忙着春耕生产。但是盘踞在安宁寨的保卫团，却在附近的村庄骚扰抢掠，恐吓农民，破坏土地革命。

为了保卫土地，保卫春耕生产，我们接到城市中心区委的通知，就对枫源乡和杨林的赤卫队进行合编，组织了二十多人的杨林游击队，队员都是翻身后的贫苦农民，我们首次参加战斗就取得了胜利。配合工作团在安宁寨游击战中消灭了杨林著名的地主武装保卫团，活捉团总朱星南。

胜利的消息鼓舞着人民，游击队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扩大成三个班。这时，邱学鸣队长从县里开会回来，几个人挑来了奖励的洋枪、弹药，并给我们传达了建宁特委的决定，要求我们杨林游击队开往闽赣边界的渠村镇，加强交通线的保卫。

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晌午，我挑着菜篮去卖菜，只见渠村街头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的群众，大家正迎接从江西康都撤回建宁的红军。

红军行进的队列雄赳赳地进入渠村街，背着一式花机关枪的尖兵走在前面，随后又有许多马匹驮着军用品和伤病员，却没看见红军指挥员骑马。山区的夏天没有下雨，翻过一座十五华里的闽赣交界的山峰——百丈隘，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红军战士还未坐下，妇女们热情地捧着香茶叫同志们喝，孩子们围着红军战士，围着架子枪（机枪），天真地跳着、数着、笑着……

卖菜回来，我吃过午饭，就见房东李二叔从外面回来。他的眉毛胡子仿佛都在笑。因为他爱管闲事，我们就给他一个外号“包打听”。

“喂！‘包打听’，又打听到什么好事呀？”我们打趣地问。

“老李！毛委员来了！”

“真的啊？”

他捋了捋胡子说：“那还会假啊！”又生怕我们不信，手中的短烟斗指东点西地又给我说开了：“我在红军同志中，边走边打听，走到一个精神奕奕、身材高大的红军面前，他正擦着脸上的汗，我就问：‘同志！毛委员没有回来吗？’他笑笑说：‘大叔！你认识毛委员？’这一问把我问住啦！我摇摇头说：‘不认识，不过前些日子听说去康都是从这里经过。’有人和我搭讪，我连忙掏出烟袋，上满烟丝，点上烟就唠叨开了。我说：‘毛委员带来红军，消灭了建宁的白军，斗倒了财主，把谷子、衣服、土地都分给穷人。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谁不想看看毛委员呀！’他见我啰嗦完了，才说：‘噢！到屋里谈谈吧！’

“我衔着烟进屋，眼睛不停地打转，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来，要想坐下又觉得不对劲，想了想：这位红军同志说话和气，对老百姓又特别亲热。‘莫不……’，我鼓起勇气说：‘您就是毛委员！’只见他笑着地点头，这一下可把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我擦了一下眼睛，迟疑了一会儿。毛委员叫我坐，我才坐在毛委员一旁，照实拉开了家常，谈起了渠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毛委员又叫我找来了几户赤贫农聊天，给他们讲了如何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道理。唉呀！不信你自己去看。”

我被他这个喜讯吸引住了，静静地听着他讲话，和他分享幸福会见。他叫我去看，我就拖住身边的邱队长说：“走！看看毛委员去！”

我和邱队长走到吴板仔的店门口，看见两边摆了四挺机枪，里面还有警卫人员，见我们挂着游击队的臂章，警卫查问了一下，就让我们进屋里。厅里有很多的同志，我想：“哪一个是毛委员呢？”我用手腕捅了邱队长轻轻地问：“是哪一个呀？”邱队长也在那里张望着，显然他也不认识。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打听。顺着一位小同志指的方向看去，毛委员正在上厅吃饭。

“同志！来吃饭。”带湖南口音的毛委员跟邱队长打招呼。

“我们吃过了。”

我认真地看了苏区人民的领袖。只见毛委员是中等身材，留着长发，瘦长的脸上双目炯炯发亮，穿了一套灰色旧军装，脚上也是穿着破布草鞋。我原来想：红军生活再艰苦，像毛委员、朱总司令这样伟大的领袖，应当有照顾，生活上和一般红军总会有些不同吧！事实出乎我的意料，毛委员穿的是那样朴素，吃的是用开水泡的半碗干饭，前面摆了几颗煨熟的青辣椒，毛委员的生活真是和普通的红军战士没有两样。所以我们房东才说表面上看不出来呀！

毛委员很快就吃完了一餐饭，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地握住邱队长的手问：“你们叫什么名字，是当地游击队吗？”邱队长非常激动，感觉他的心和我一样也在卜通卜通地跳，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毛委员说：“我，我叫邱学鸣，是当地游击队长，他叫李贞兴，是事务长。都是从杨林乡调来中心区的。”

“那很好！”毛委员喝口开水又说：“群众游击队出来捣团匪很积极，这很好呵！但是，打土豪筹款有不按政策办事的情况。你说是吗？”

的确是这样，我心里又想：“对于什么是政策我是不清楚，我们搞革命只是凭一腔热情组织起来去做。”邱队长也如实向毛委员说：“我们只知道为穷人，不知道什么是政策，有人举报土豪，我们就打！举报商人高利盘剥，我们就罚款。在边境上要不是红军来来往往，我们力量小，还不敢驻在渠村镇上呢。”

毛委员听后，很耐心地向我们讲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教导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到群众中去，搞好调查研究，才能分清敌我。又通俗地比喻说：“你们不是会唱‘打土豪杀劣绅，一个不留情’吗？土豪和保卫团都是压迫穷人剥削穷人的，对他们要没收他们的浮财、谷子、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钱款要交公作为战费。要区别对待，对富农则只是要他们捐款；商人，比如建宁城内‘濉安中西医院’，都不没收，只是出钱向他们买西药，其他商店也照常营业，实行累进征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毛委员还指示，游击队要有游击有休整，提高对革命战争必然胜利的信心；红军力量也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又讲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并且指导我们改编为渠村中心区游击队后要如何开展游击活动……

听了毛委员的话，我们懂得了怎样开展革命工作，使这支新生的游击队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途，找着了游击队初来渠村受到群众欢迎，但打了十几家土豪后，群众就对我们怀疑、疏远起来的原因。这正是没有执行好党的政策，不走群众路线的结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毛委员要回城里，留下刘参谋等几位同志帮助整顿游击队。

后来，杨林游击队经过几天的休整和改编，才发现在扩大队员中审查不严，有混进来的投机分子在打土豪中公报私仇搞破坏；并查出一个姓陈的队员，是土豪派进来混入乡苏政权的坏分子，专打中农为土豪。游击队只顾执行乡苏维埃派的任务，抓来的土豪也不过问调就交给乡苏罚款。

有一个叫张老四的自耕农，兼营豆腐业，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说他高利盘剥，以土豪为名将其抓来，罚他六十元大洋，其亲戚只好将他的女儿偷偷卖给别人做童养媳，款交清了人还关着未放。刘参谋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情况，随即放出张老四，并向他道歉，用手帕包了六十元大洋，叫他把女儿赎回来，张老四十分感动。第二天，又带着赎回来的女儿，找到了刘参谋，感谢毛委员派来的恩人。

刘参谋一一审问了游击队看押的土豪，核对了他们的家财，又放了一些假土豪。这些明摆着的问题，心想：“以前怎么不知道？真是危险，要不是毛委员来挽救这支游击队，环境恶劣起来，怎样能够保存呢？”别看刘参谋穿着威武的红军服装，但是很能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调查、发动，抓到了大地主谢谦仂的两个儿子，枪毙了五、六个民愤大的土豪劣绅和混入游击队、乡苏政权的坏分子。刘参谋还派了杨林为游击队指导员，留下三个红军任各排排长。从此，杨林游击队在政治上有了保障，军事上又加强了战斗力。游击队员和渠村老百姓都高兴地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毛委员领导是英明的！”杨林游击队与群众关系进一步密切了，成了一支新的地方武装力量。在渠村中心区委领导下，土地革命浪潮普及到整个集镇和山村。

7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刘参谋就回司令部了。为对付大举进攻的敌人，杨林游击队编入南广建独立团，由杨指导员和邱连长带领，坚守在建宁边区，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转战赣南；发动群众，开展新的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