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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赣水苍茫闽山碧

——第四次反“围剿”与建宁苏区建设
        2011-08-02 08:46       字体显示: 【

 

                   一、第四次反“围剿”及建黎泰战役

1930年至1931年,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等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和红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1931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 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月,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不久,中央派代表分赴各苏区贯彻“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31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在瑞金召开,错误指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中央苏区实践中形成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犯了“极严重错误”,改选中央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内和军内的领导。

193219,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提出了红军攻打占取中心城市的任务,指示中央红军“首取赣州”。 2月4至3月8,红军围攻赣州不克,反遭重大伤亡,被迫撤围。后又分组西路兵和东路军在赣江两岸活动,准备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不久,东路军改向福建巩固闽西。4月,东路军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先后占取龙岩、漳州。西路军则转战于赣江以西湘赣边境地区。

1932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准备对各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在第一阶段,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暂取守势,调集江西、广东、福建、湖南军队,从北、东、南3面包围中央苏区,进行箝制性进攻,以牵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求得鄂豫皖、湘鄂西的首先解决。而广东的陈济棠则趁我中央红军实行东西两路分兵作战之机,由粤入赣威胁赣南苏区。

为打破敌军的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6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指示东路军一、五军团回师赣南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先解决入赣粤敌,再沿赣江而下进占赣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下旬,红军一、三、五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余东北地区,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7月初,经过南雄、水口战役,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随后,红一方面军分布在信丰、南雄之间休整补充,筹措给养。

715,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在赣江上游西渡赣江,沿赣江西岸北进,向蒋军主力发动进攻。7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在周恩来等的积极建议下,苏区中央局改变红军主力在赣江上游出击赣敌的行动方针,决定先取万安,求得渡河点,西渡赣江,然后再向蒋军决战。727日,红一方面军由信丰、南雄北进,8月上旬到达于都、兴国集中。

红军向北推进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和继续向北推进,调集第十四、二十八、五十二师驻防万安及其邻县遂川。由于敌情变化,87日,红一方面军总部、苏区中央局分别在兴国召开会议,重新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会议认为:进攻万安渡河北上将陷红军于不利地位,而赣江以东敌军兵力较薄弱,乐安、宜黄地区只有敌军1个师,比较好打。会议决定: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再打由赣江以西和由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调动湘鄂赣、赣东北两地区的敌军,造成在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如抚州空虚,亦可先打抚州。8日,经周恩来提议,苏区中央局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发出《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817日、20日,红一方面军先后攻克乐安、宜黄县城,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此间,红十二军曾向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建议,拟占领建宁、展开工作,赤化邻近数县,并派红三十四师一部到建宁开展工作,在里心诱捕了里心保卫团团长徐义华,在桂阳击溃国民党周志群驻守桂阳第二营及该地保卫团匪,缴获步枪十余支,俘敌10余人。

乐安、宜黄战役结束后,在如何应敌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在后方的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方领导人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北上出击,威胁南昌,以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为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再次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决定采取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反“围剿”军事方针,迫使毛泽东再度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会后,毛泽东被调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中革军委、中央局发出通令,正式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此时,国民党军已结束对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把“围剿”的重点转向中央苏区,但准备仍未就绪,对中央苏区继续采取守势,在赣闽边境的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地区的驻军只有新编第3旅及第24师、56师各一部,兵力比较薄弱。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军团及红22军集结于江西广昌一带。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部总司令部于1012日在广昌召开军事会议,由红一方面军代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主持制定了《红一方面军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集中兵力,择敌弱点,发起建黎泰战役,出其不意迅速消灭进攻建宁、泰宁、黎川之守敌,占领赤化这三个县,迅速向北方发展,打通闽北、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筹集给养,集结兵力,寻求战机打破“围剿”。敌如从南城、南丰方面(甚至伸至广昌)并列向黎川进攻时,我军则向建宁集中而攻其右侧翼;敌如从北向南并列进攻苏区时,则我军也向建宁集中与之决战于在广昌、石城、宁都中间地域。具体部署:1、第2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为右纵队,取道尖锋、客坊、均口、梅口向泰宁前进,消灭梅口、泰宁敌人,并以一部兵力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2、第一军团为中央纵队,一经广昌水南向建宁,一经白水、尖锋、客坊、黄泥铺、双溪口向建宁前进,消灭建宁里心敌人,并派一部兵力到康都向南丰掩护建宁。3第三军团为左纵队,取道千善、康都、西城桥、横村向黎川前进,消灭黎川敌人。4第五军团为战役总预备队,取道千善、傅坊、巧洋、建宁,帮助第一军团、第22军消灭建宁、泰宁敌人,19日须到达梅口,策应22军行动。5、总司令部随第一军团聚首水南、里心进占建宁后,拟在建宁北之安寅。赤化工作和征集资财;应注意:1、红一军团向康都、傅坊、桂阳、客坊、安远司地域派工作部队,主力集结于建宁附近;2、红三军团向黎川及黎川东北和西北地域派工作部队,主力集结于横村附近;3、红五军团向官常、均口、楮树下地域派工作部队,主力集结于泰宁附近。

在将《战役计划》报送中革军委时,因毛泽东已离开部队,周恩来、朱德在文件上签署了“中央政府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的意见。1014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报告了战役目的和意图。同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广昌给作战部队下发计划战役。16日,红一方面军兵分5路,从广昌发起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17日,中央纵队到达建宁西北乡,林彪、聂荣臻向总司令部报告攻击建宁与作战勤务等问题:1、三军、四军明日到建宁城附近,开始攻击时间依今夜天气决定,下半夜下雨则于明日14时、下半夜未下雨则于明日12时攻击,各部出发时间应根据路程及攻击时间等自定。2、战后追击由后与敌接触红三军担任,分配宿营地及警戒、巡查、搜索等勤务由先与敌接触的四军担任。3、须特别注意入城后纪律。4、五军团明日开到建宁,二十二军到梅口,请注意联络与协同;红三军今晚在桂阳,总部距桂阳15里,明天总部走90里赶到建宁,直属队则在里心宿营,红四军今晚大概在客坊。

18日下午,中央纵队红一军团向建宁城发起攻击,击溃守敌周志群部第2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400多人,占领建宁城。红二十二军乘胜追击至泰宁梅口,截住逃敌一部,击毙国民党建宁县长,俘获敌军官及团长胡廷扬眷属多人,责令胡廷扬以西药、食盐等物资赎回其家眷。同日,左纵队红3军团夺取黎川县城,守敌许克祥部溃逃南城。19日,红二十二军攻取泰宁城,敌旅长周志群逃亡邵武。红军取得二日连克建宁、泰宁、黎川三城的北线大胜利。接着,红一方面军各部又连克邵武、光泽、顺昌、将乐等县,打通了与闽北红军根据地的联系。

建黎泰战役的胜利,不仅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而且迅速恢复了建黎泰苏区,并打通了中央红军与闽北红军的联系。红军第二次解放建宁后,朱德随红一方面总司令部进驻溪口天主教堂,周恩来、王稼祥随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中革军委进驻建宁县衙白楼武官衙内。朱德、周恩来在建宁继续指挥红一方面军向东北面行动,一面领导军民迅速恢复扩大建黎泰苏区,征集资财,为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做准备。

1024,中革军委在建宁发出关于加强筹粮筹款,节约开支的训令。1025日,周恩来在建宁发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与中国工农红军当前的任务》文章。1026日,中革军委在建宁县下达《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闻密令》。密令指出:依据中央苏区现有根据在,划分三个作战区域,其中:“东北作战地域为南、广、建、泰、黎分区,指挥部设广昌。作战部队——独立红4师,南丰、广昌、宜黄、建宁、乐安各独立营,必要时加强独立7师。后方连络线:建宁——广昌——宁都;建宁——石城——宁都线”。102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建宁下达了《关于粉碎四次“围剿”政治工作训令》。1029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表《告全体红色战士书》。1231日,周恩来、朱德在建宁发出《进攻黄狮渡、嵩市、占领金溪》的命令。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县城进行北上誓师大会。会后,红一、三、五军团共计3万余人,从黎川等地出发,进军黄狮渡。14日攻克金溪县城,25日攻占贵溪,并由朱德率红3军团与方志敏所率的红军在清宫会师,实现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赣东北联成一片的战略目标,为打破第四次“围剿”和创建中央苏区闽赣省打下了基础。

19331月底,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和部署,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新的“围剿”。在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下,红一方面军于29日开始围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几次强攻不克,反有被敌援兵围攻城下的危险。214日,周恩来、朱德毅然下令撤围南丰,将主力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宁都以北的东韶和洛口设伏,于2月下旬至3月上旬,先后在黄陂和草台岗两役是歼敌52师、59师、11师,俘敌万余,活抓两个师长、毙伤敌师、旅、团长16名,缴枪万余支,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战的重要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抵制 “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坚持前三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战术,从实际出发,毅然从南丰撤围,实施战略退却的结果。

二、建宁苏区党政军及群团恢复建设

1、建立健全党的领导。193210月,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后,周恩来在广昌与中共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谈话时指出:南广中心县委要加强对建宁工作的领导,江西省委正从各级党委中抽调大批干部,随红军总政治部去新苏区工作,巩固和发展新苏区。10月下旬,在建宁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十五军(军长陈伯钧,政委朱良才)军委,负责筹建了中共建宁县临时县委。县委书记由余泽鸿兼任(未到职),临时县委归江西省委领导,县委工作暂时由十五军军委宣传部代行。同时建立了城市、铺前、枧头、里心、黄泥埔、均口、澜溪、安寅、客坊、陈岭等10个区委。

为了加强建黎泰这一战略要地的工作,19321212日,周恩来、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建泰黎可先派工作团及建宁县委书记来。19331月,江西省委派原中共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带领第一批地方干部到达建宁,在建宁临时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建宁县中心县委,负责建宁、黎川、泰宁三县的工作领导黎川、泰宁两个县委和建宁各区委,余泽鸿任中心县委书记,邱光珍任组织部长,吴静焘任宣传部长,刘志敏任妇女部长。2 28日,江西省委又从赣南抽调62名干部到达建宁,进一步加强建宁苏区的干部力量。这时,泰宁县城失守,泰宁县委县苏退守大田,中共建宁中心县委为了加强泰宁县工作,将组织部长邱光珍调泰宁兼任县委书记,3月中旬又将建宁溪口(今为溪源)区划归泰宁管辖,为收复泰宁县提供有利条件。

19332月中旬,全县共有党员289,其中工人、雇农成分占40%,妇女占13%,在游击队、行业工会和重点乡村建立党支部。5月,中心县委开展增加一倍党员的“五月征收党员”运动,安寅区发展党员151名,城市区22名,桐源乡76名。全县共有包括72个乡支部在内的党支部80余个,党员500多名,其中党员数量最多的一个支部达120名。

19335月,闽赣省在建黎泰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撤销建宁中心县委和余泽鸿的中心县委书记职务,重新组建了建宁县委,彭皋任建宁县委书记,并改组了黎川县委和泰宁县委。

2、恢复健全各级红色政权。193210月,在江西省委、中共临时县委的领导下,在朱德、周恩来等红一方面军领导的指导下,建宁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法》、《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10月底,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和城市、铺前、枧头、里心、黄泥铺、客坊、均口、澜溪、安寅、陈岭等10个区苏维埃政府及72个乡苏维埃政府、204个村苏维埃政府,并召开了建宁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徐增林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随着苏区土地革命斗争的日益深入发展,建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日趋完善。19339月中旬,建宁根据9月上旬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北部18县选举运动会议精神,成立了各级选举委员会,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普选工作,经过宣传发动、选民登记、代表名额分配,召开了区、乡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乡苏维埃政府和各区、乡出席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925日,召开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25名,孔士安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第二次县苏大会后,县苏维埃政府健全了工作机构,设立了土地、财政、劳动、军事、、文化、交通、工农检察、裁判、内务、国民经济、粮食、及政治保卫局、肃反委员会等机构。

3、创建地方武装,扩大红军。193210月后,建宁全县普遍建立不脱产的赤卫队,半脱产的少先队和区、乡游击队,并组建了全脱产的独立师、团、营及国际少先师。赤卫队由18-40岁的有选举权的全体青壮年组成,平时参加劳动,站岗放哨,维持地方安全,管制地主反动派,打击苏区内外敌人的破坏,开展扩大红军工作;战时运送物资,抢救伤员,传递消息,配合红军作战。其骨干成员组成模范赤卫队,乡编营、区编团、区上编师、县编军,军长由县苏维埃军事部长兼任,政治委员由县委书记兼任。营下设班、排、连,每营2-5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3-5个班。城市以工人为主,单独成立工人赤卫军。赤卫军的任务是,负责保卫苏区,管制地主反动派,协助苏维埃政府维持地方秩序,开展扩红运动,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少年先锋队是18-23岁青少年组成的基干武装队伍,县、区设队部,由县苏维埃军事部统一指挥,开展军事训练,担任军事任务,其骨干成员组成担任军事战斗任务的模范少先队,模范少先队乡编连、区编营、县编师(模范少先师)。游击队是赤卫军的常备队,从各区、乡赤卫军中选出自愿参加者经过军事训练后组成,每村2030人,其编制、训练、政治委员制度、党团组织均与红军相同,可随时随地应征到前线作战。

193210月,建宁游击队和原独立团一部改编成立建宁独立团,溪口(楚上)、大田游击队整编成建泰独立团,并从江西第四军分区划出建黎泰地区组建工农红军建黎泰军分区(建宁军分区),指挥员李德胜,政委余泽鸿,参谋长刘振亚,政治部主任李翔梧。12月,又成立建黎泰警备区,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栗裕任参谋长,李翔梧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驻建宁华美小学校。19331月,建宁军分区将建宁两个独立团,枧头、客坊、塘坊、里心游击队和在建宁活动的江西赣县独立团及兴国、胜利两县游击队合并,整编成立建黎泰独立师,辖独立1234团; 4月,又将各区少先队模范营、连集中整编,成立建宁模范少先师,辖123 团。至此,建宁军分区共计有7个团,2600多人的地方武装,成为主力红军的强有力的后备力量。

在历次扩红运动中,建宁采取地方武装整营整连地加入红军的方法,先后有7000多人参加红军:参加红一军团1000人,红三军团700人,红五军团1000人,少共国际师1000人,红七军团1500余人,红九军团1800余人。地方武装调走一批,又重新组建一批。

19335月,中共中央局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中革军委决定在闽赣省组建红一方面军第七军团。520日,少共中央局根据党中央和红军政治部的提议,作出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号召,决定 “由江西征调4000人,福建征调2000 人,闽赣征调2000 人,编为4个团”,组建“少共国际师”,并规定“团员占半数以上”。523日,闽赣省委发出《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建黎泰党的任务》的决议,要“努力扩大红军,为完成闽赣省创造红七军团而斗争。”在创造“少共国际师”的78月中,建黎泰动员2000多人参加少年国际师,整营整连的少先队和整个青年团支部,在团委和团支部的带领下加入红军。75日,建黎泰独立师第3团、建宁少先师、建泰独立团分别编入红七军团,并以建宁为红七军团训练基地。不久,里心独立团也在安远、大埔坪、上良浅、将乐执行任务时编入主力红军。8月,建宁等地又重新组建建宁独立团、里心独立团、闽中独立团、建泰独立团。

4、建立健全群团组织。各级群团组织是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红军二次进驻建宁后,建宁各种群团组织迅速纷纷成立。

工会。193210月红军收复建宁全境后,县成立总工会,区成立区工会,乡成立工会小组,各行业成立基层工会。县总工会主席朱矮顿仔。县总工会设组织、宣传、生产、女工、教育等办事机构。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学习政治、文化,开展文体活动;领导工人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团结广大工人,通过合法形式维护工人的利益;培养输送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红军。

农民协会和贫农团。农民协会是农村群众革命组织,主要成员是雇农、贫农、中农,其领导核心贫农团由雇农、贫农组成。193210月后,建宁苏区全面恢复,全县各区、乡、村均成立农民协会和贫农团。农民协会是农村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基础,贫农团是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依靠。农村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工作均通过贫农团来组织开展,重大问题必须召集贫农团团员大会讨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11月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宁县委,19331月升格为中心县委,19335月撤销中心县委恢复团县委。1932-1934年,全县先后建立区团委12个,团支部和总支部80余个。县、区团委设组织、宣传、少先队、儿童局等工作机构。共青团的任务是:团结青年做好党的中心工作;领导少年先锋队、儿童团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培养青年干部;开展拥军优属;发动青年积极参加苏区生产和建设;动员青年参加红军。

儿童团。193210月后,县、区、乡三级建立儿童团组织和管理儿童团的工作系统,中共建宁县委(中心县委)设儿童局。儿童团是8岁至15岁的儿童组织,负责组织儿童学政治、学文化,参加一定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通信联络,慰劳红军。

妇女解放委员会。1932年年10月建宁苏区恢复后,成立中共建宁县委(中心县委),内设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妇女部,妇委部书记吴静焘,妇女部长刘志敏。随后成立县、区、乡各级妇女解放委员会,王桂英、张桂花、谢运金先后任县妇女解放委员会主席。妇女解放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实行男女平等;发动妇女废除封建买卖婚姻和童养媳,提倡婚姻自主,领导妇女参加土地革命和生产建设;组织妇女慰劳队、宣传队、洗衣队、救护队,做军鞋、送军粮,支持主力红军作战;鼓励和吸收妇女积极参加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团组织工作,动员支持丈夫、兄弟、儿子参加红军和游击队。

反帝拥苏大同盟。1932年冬成立,是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联的群众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大同盟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蒋介石对外不抗日,对内剿共的卖国罪行。在成立反帝拥苏大同盟的同时,成立建宁县互济会,两组织合署办公。凡参加互济会的会员,如遭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困难,均可得到互济会的救济。

三、建宁苏区土地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改变封建生产关系,打碎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解放农村生产力,激发农民革命热情,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关键。

193210月建宁苏区恢复后,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了中央的正确的土地政策,在全县进行了第二次土地分配,土地改革深入发展。基本做法是:首先成立领导机构,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分田委员会。第二,于19331月,举办了为期10天的全县土改骨干培训班。有400余人参加,学习了《十大政纲》和县苏维埃编写的《土改工作手册》,以提高赏的政策水平。第三,宣传发动群众,摧毁农要封建残余势力。以乡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土地政策;以农协为阵地,贫农力为主力,发动贫苦农民召开诉苦大会斗争豪坤、地主,没收他们的浮财分给贫苦人民,当众烧毁地主豪绅的借据田契。第四,以乡为单位清查土地,核实人口、成分,进行登记造册。第五,土地分配:由乡分田委员会主持,贫农团充分讨论;一般按本乡田亩、人口总数,略留余数,按人口平均分配。根据“原耕不动”、“抽肥初瘦”、“抽多补少”的原则,雇农、贫农按照人口平均分田;红军家属多分一份上等田;富农、地主按人口分下等田;工人本人不分田,失业或半失业工人和工人家属,按农民同等标准分田,分余的田为政府公田。竹山、茶山、鱼塘按土地分配原则进行分配或留作公产。第六,土地分配后,以乡按户造册登记,报送区,县苏维埃政府审批,并张榜公布,由县苏维埃政府发给农民土地证。建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拥护。

19334月,土改工作全面完成,全县95%以上农民分得土地。基本消灭了农村封建势力的剥削与压迫,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分得土地的农民立即投入春耕大生产,里心、客坊、安寅、水南桥等乡,还帮助红军、游击队、独立团等经军家属耕地插秧,被评为模范生产区。土地问题的解决,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1933年建宁粮食获得增产二成的大丰收,农副食品也大量增加,呈现出农民生活安定的气象。但土地革命运动中,仍有部分乡村群众的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个别乡村表面上分了田地,暗地里还向地主交租,豪绅利用宗族关系隐满田地,有的地主、豪绅子女混进了苏维埃政府机关或农会,以政治欺骗或武力威胁,契坏土地革命运动。

19336月,建宁苏区根据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议案》和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训令》,开始在全县展开查田运动。7月,县、区、乡成立以苏维埃主席、土地部长、工农检察部长、裁判部、政治保卫局或特派员及群团领导组成的查田委员会,负责领导查田工作,以先进带落后、落后学先进的工作方法,在杨林搞试点,查出两家地主隐满土地100多担,富农分好田200多担。但查田运动向全县展开时,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中农分中田、贫雇农分好田,要求将已分配的土地打乱重分的政策,混淆了阶级阵线,侵犯了中农利益,过重打击了富农,不给地主生活出路,孤立了贫雇农,致使查田运动不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甚至出现查田工作队一进村,群众就往山上跑,连会都开不成的现象,查田工作进展缓慢。尽管如此,建宁土地革命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根本上变革了封建土地关系,使占农村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33年春,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扩大耕地、消灭荒田,提高土地使用率,完成粮食生产增两成”的奋斗目标;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规定雇农、贫农、中农开垦荒地、荒田免收三年土地税,富农免收二年土地税;开展“努力开荒,多种杂粮,增产增收,争当劳动模范”的生产竞赛活动;派出各级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帮助农户制定生产计划措施;兴办各种合作社,帮助困难农户克服资金、粮食、耕牛、水利、劳动力等困难。信用合作社发动群众资金入股,春入秋还,春借秋还,调剂解决生产资金。粮食合作社以没收地主、豪坤粮食为基础,动员余粮户存粮于社,借给缺粮农户。耕牛合作社调剂耕牛余缺。消费合作社组织供应农用物资,生活用品,收购农副产品。水利合作社由苏区政府提供资金补助,组织农户兴修小型水利,管好水源,合理灌溉。组织劳动力调剂组,互帮互助,帮助农户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组织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和独立团家属耕田种地。经过努力,1933年全县农业获得好收成,粮食增产两成。

工业是苏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工业经济,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增加军需民用物资供应的重要措施。19338月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工作会议后,县苏维埃银行发放贷款,扶持私营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发展生产,并鼓励私人集资合股办工业;县财政部拨出大量资金,给国民经济部开办合营工厂;闽赣省军区抽调大批“五匠”和懂工业的指战员协助地方办工业。全县掀起创办地方工业高潮,手工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先后在城区创办了服装、烟丝、酿酒、印刷、造船、制药、铁器棕棉、雨伞、硝盐、竹篾、铸锅等厂社;在乡村办了毛边纸、草纸、笋干、香菇、碗厂、粮食加工(水碓)、斗笠等作坊,产品达100余种。

大力发展商业,是增加市场物资供应、活跃繁荣苏区经济、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重要手段。苏维埃政府执行贸易自由政策,在建立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对外贸易局等公营商业的同时,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鼓励公、私商业搞活商品流通,拓宽商品内外交流,活跃城乡经济。全县设有城区、溪口花墩桥、渠村、里心、水南桥、芦田、靖安、双溪口、客坊、黄泥铺、黄泥铺、中畲、桂阳、澜溪、伊家湾、均口、半寮、官常、黄岭、楚上溪口、将上等20余个农贸圩场,一般5天一圩,进行商品交易。县粮食调济局和各区分局在各圩场设商号或临时购销站,经营粮油购销,调济市场余缺,平抑物价。

19334月,中共中央局军事委员会与福建十九路军签订了军事停战、开展商品贸易交流协议后,县对外贸易局大力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开展对外(白区)贸易,组织毛边纸、笋干、香菇、木材、木板船等产品,水运到洋口、延平、福州等地销售,并购进食盐、布匹、西药、中药材、煤油等苏区紧缺物资,再由建宁转运销售到苏区内地。建宁外销商品大宗的有毛边纸5千余刀、笋干20余万斤、香菇3万余斤、莲子3千余斤、木板船150多条。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财政增收,保障了各项革命经费的开支。仅19338910三个月,全县就完成工商营业税10万元;烟、酒、屠宰业特种税30万元;物资进出口税10万元;公产房租费40万元;油榨、水碓等租费8万元,合计128万元。

与此同时,苏区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学校教育从原来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三民中学、一所高级大成小学、一所初级华美小学,学生总数不足200名,发展到基本普及小学教育,乡、村办列宁、劳动初小,区办列宁、劳动高小,县办初中和教师培训班,苏区7-15岁的学龄儿童,几乎全部进入列宁小学或劳动小学读书。社会教育以开展扫盲运动为主,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农会及各机关普遍举办各种短期学习班、识字班、补习夜校、读报级、俱乐部,对15岁以上不识字群众开展扫盲教育,并在村头、巷尾、路口设识字站,检查、督促群众识字。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和群众团体组织的夜校、俱乐部、歌咏队、宣传队、戏团、体育运动队,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性文体活动。

四、“罗明路线”与建宁中心县委撤销

19332 月,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抬头,从闽西北苏区开始,发动了一场所谓的“罗明路线”斗争,并很快扩展到整个中央苏区,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打击了大批党和红军干部,给苏区和红军反“围剿”战争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罗明是中共闽粤赣省委代书记。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闽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根据苏区实际情况,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领导苏区人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否定并批判毛泽东的游击战原则为“右”倾机会主义,对闽西苏区反“围剿”横加责难。而罗明和省苏维埃领导人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在19331月向省委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根据斗争的亲身体验,认为只有执行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基本原则,依据苏区的实际,制定正确的方针,才能打败敌人的进攻,鼓舞群众斗志。因此,他否定了“左“倾的”分兵把口和“打阵地战”、“夺取中心城市”的硬打死拼的战略战术,不同意“一支枪也集中到红军”的扩红方针,强调边区斗争要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反对强调一律的教条主义。1月下旬,罗明再次向省委写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这二个报告是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反映了闽西苏区的实际情况和干群意见,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方法,尖锐地打击了“左”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但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却把报告意见视为大逆不道,大兴问罪之师。

215,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认为在中央苏区存在着以罗明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决定立刻撤销罗明的代理书记和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工作, “在党内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接着,苏区中央局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福建苏区开展大规模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把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批干部,列为批判和斗争对象。在福建批判了罗明和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刘晓、省苏主席张鼎丞,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等,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2月下旬,反“罗明路线”斗争扩展到江西省。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撇开江西省委,直接派代表,领导召开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从而拉开了江西省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序幕。416日至22日,在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在江西省委驻地召开了“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揭发所谓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点名指斥建宁中心县委有严重的“罗明路线”错误。

5月初,闽赣省委成立后,立即在建黎泰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514日至20日,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亲自到建宁主持召开建宁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部分委员、省委机关有关领导,建宁中心县委委员,泰宁县、黎川县委委员及建宁各区委书记,对余当鸿为代表的中心县委进行揭发。会议认为,“建宁中心县委成立后1月中到3月中,在余泽鸿同志的领导下,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在军事上反对“进攻路线,抵制集中地方武装上前线的指示,搞地方武装消极防御,逃跑退却路线;在组织上,反对“中央新的领导”,用派别斗争抵制和阻止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来向党进攻;在政治上,“肃反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政权机关中隐藏着很多反革命分子;在土地改革中消极不执行上级命令,抑制中央政治局和国际远东局2月制定的《土地法草案》,不执行地主“无权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分较坏的土地政策”,等等。会议的结果是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建宁中心县委,改组建宁、黎川、泰宁三个县的县委;撤销余泽鸿的中共建宁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省委宣传部当干事;黎川县委书记谢惠光调离黎川到资溪工作。改组后的建、黎、泰三县县委,建宁县委书记彭皋,黎川县委书记余斐。6月初,又撤销邱光珍的泰宁县委书记职务,调省粮食局调剂处工作;由余斐任泰宁县委书记,黎川县委书记由方志纯担任。

建宁中心县委撤销后,反“罗明路线”斗争在建黎泰苏区层层展开,“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一段时间内,采取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排斥和迫害了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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