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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2016-11-28 17:18       字体显示: 【

  在始自17世纪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进程中,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经由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最终进入观念文化、哲学层面,大致经历了交互关联的三个时期: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碰撞阶段、清末民初的中西对话阶段和从五四运动至今的中西文化融合阶段。在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西方哲学只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小部分,中西融合的成果也十分有限。尽管如此,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以逻辑为核心的理性思维。在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先进的思想家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以西方文化的启蒙理念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先天缺陷,哲学乃文化之核心,因而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哲学,到19世纪末,西方哲学开始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次西学东渐的高峰期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至20世纪40年代中西哲学融合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传播走向胜利的年代。这个时期的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会通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体现在尝试用西方理性分析方法去探索和研究中国的哲学问题,取得的成果既深刻又富有创造性。

   一、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启蒙介绍时期

  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起义的推动下,在逐步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从译书机构的创立、近代期刊和报纸的出现、新型学堂的建立到留学风潮的兴起,从物质条件到人才培养,从资料的搜集到论著的发表都为西方哲学全面东渐做好了准备,以启蒙为宗旨,西方哲学开始进入中国。

  从19世纪末开始,立足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马君武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家在对西方文化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第一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宣传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尤其是“中西古今”问题的论战开启了西方哲学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序幕。其中传播进化论的作品,包括严复的《天演论》,实际上是对原著的改写与再创作。这部译著鲜明而突出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了时代的一个中心问题:中国如能顺应“天演”的规律进行维新变法,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亡国而被淘汰。此外,还有梁启超的《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传略》等。这一时期,专题性的研究文章数量有限、屈指可数,例如,有关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只有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马君武的《唯心派巨子黑格尔》和严复的《述黑格尔唯心论》三篇专题文章。以影响和学术价值而论,由于科学文化背景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在当时对什么是“哲学”并没有明确区分的前提下,往往以文化问题替代哲学问题,加之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或失之偏颇,或以中国哲学、佛学去牵强附会西方哲学,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走着非常曲折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思想家介绍、翻译和传播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已有明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体意识。

  总体来说,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维新—辛亥时期,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是适应中国社会走出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需要而发生的,是与中国社会的进步事业连在一起的。在这一阶段,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思潮,如经验论哲学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等,都已经传播和介绍到中国。但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尚处在浅层次的阶段上,整个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还比较肤浅,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作用终究有限。这种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了改变。

  二、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的引介与自创并举期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和思潮纷纷引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引进与广泛传播,形成了中西哲学融合的第三次高潮。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以克服封建文化传统的阻力,使得引进西方哲学成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广大知识分子通过大量刊载西方各种哲学派别的原著节选或文章,把西方哲学引进来,使得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尤其在西方哲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会通融合。因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40年代末,专题性的研究文章明显增多,不仅发表了诸多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专门介绍与研究的文章,而且涌现出许多对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思想学派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现代哲学流派研究均有涉猎,突出了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人的个性解放的高扬,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社会的启蒙奠定了基础。

  (一)来华讲学的西方哲学家及活动

  第一,杜威来华及其影响。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实用主义已在中国传播,只是在思想界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1919年5月,杜威应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在中国住了两年多,演讲遍及十几个省市,胡适陪同并翻译。杜威全面地在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与哲学,特别是系统地阐明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与伦理学的观点,受到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反映出中国思想界对科学、民主等价值理想与伦理精神的追求,体现了中国学者放眼世界、广纳新知、全面吸收人类先进文化的开放精神。

  第二,罗素来华及其分析哲学的传播。罗素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1920年9月,罗素应邀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八个多月的讲学活动。演讲报告不仅系统地阐明了由罗素开创的分析哲学理论与学说,还通俗地介绍了当时欧洲一些新兴的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五大系列讲座,即:“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与“社会结构学”,演讲内容强调了科学方法即逻辑分析法在哲学领域中的运用。

  第三,杜里舒来华及其生机哲学的传播。在杜威和罗素离开中国后不久,1922年10月德国的生机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演说的内容除了宣传康德哲学之外,主要是系统介绍和论述他的生机论哲学体系。

  无论在讲学时间还是在影响范围方面,杜威、罗素、杜里舒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二)西方哲学的翻译与传播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展,中国开始仿照西方模式在大学里建立哲学系,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置入大学体系之中,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使得西方哲学进入了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中国大学最早是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创立,并陆续开设了西洋哲学史课程。从此时起,中国产生了一批既有国学功底、又在西方留学的职业哲学名家,他们开始担任大学的哲学教授,如张君劢、张颐、胡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牟宗三等。这一时期纷纷创办哲学专业刊物与成立哲学学术团体,大量出版西方哲学理论著作。1927年,中国第一本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哲学评论》创刊;1935年4月,成立了中国哲学会,开始有组织地从事哲学理论和中西哲学史的研究;1941年,在中国哲学会基础上成立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增强了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和出版。同时,对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的翻译也有了较大发展,主要集中于西方有影响的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上,翻译了罗素、杜威、柏格森、杜里舒、康德、尼采等哲学家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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