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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微小足以改变命运

2020-12-21 11:10:52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黄忠义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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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视障学生走在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盲道上。李强/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 

这是个有“红绿灯”的学校。 

红绿灯装在每间教室和宿舍的墙角,听不见铃声的孩子依靠它知晓上下课的信号。学校有一条近百米的盲道,看不见路的孩子踩着淡黄色的盲砖,能找到回宿舍楼的路。 

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坐落在福建省三明市麒麟山上,241位特殊的孩子正在此接受15年的免费教育。他们大多从三明市的12个县区来,在视觉、听觉、智力上存在障碍,还有一些是自闭症儿童。 

学校以前叫三明市聋哑儿童学校。现任校长李勤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1989年他还在泉州师范学院念特殊教育专业时,就被告知三明市在筹建“聋哑学校”,希望他毕业后能够回去工作。 

李勤多次向来访者讲过,学校是如何在一片荒坡上建立起来的。 

1991年8月,他刚从泉州毕业,和3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此,当他们沿着麒麟山的羊肠小道往山上走时,看到的是一间破旧的瓦房和偶有牛羊吃草的空地。 

1991年11月,第一栋教学楼盖起。那年冬天,三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很冷。首任校长黄金莲带着教师四处招生,从1991年年底,到1992年年初,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了三明市辖的12个县区,但只招来28人。 

“大部分家庭的态度是,‘哎呀,孩子还不如在家里面帮忙干点活,有碗饭吃就行。’”李勤告诉记者,在传统的认知里,那个年代“残疾还不是残疾,是残废”。他记得,刚办学时,有家长带着孩子从学校门口经过,说“你不听话,我给你送到聋哑学校去”。 

(一位教师正在给听障班的学生上课。) 

很多时候,他们要在闽西山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找到聋哑儿童的父母反复做工作。有一次,他们辗转汽车、拖拉机,最后步行到永安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找到一位12岁的聋哑少年。在田野里见到孩子父母时,两位农民既惊讶又感动,竟有老师到地头上动员孩子去上学。但当得知要交钱时,有些沮丧。 

“不一定一下子就交掉,你能交多少交多少。”李勤说,那时候很多孩子靠赊账上学,“先交十块,过两个月有钱了,再交二十。” 

1992年5月6日,第一批28名听障学生入学,小的8岁,大的14岁。那时,算上校长黄金莲,学校里只有6位职工,特教老师只有4位。由于师资力量缺乏,老师身兼数课,一位做财务出纳的工作人员在学校里教起了舞蹈。 

如今学校员工已增至66人。自建校以来,从“特校”毕业的414名学生里,25人考上了大中专院校,279人进入企事业单位,110人自主创业。 

视障者、特校2001届毕业生江华,已是三明市华一精诚中医门诊部员工们口中的“江院长”。但1992年的春天,当第一批的28个孩子有机会到学校念书时,12岁的江华因为青光眼,失去双眼的视力,也失去继续在村小念书的机会。 

“小学四年级以后就慢慢辍学了。”江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个年代)你看不见了,就没路走了。” 

如今39岁的江华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眼睛是1995年。他们从将乐县老家的村子出发到福州市,再乘轮船到上海。在上海市的一家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也未能治好眼疾。“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江华说,是隔壁病床一位香港的阿姨给了父亲50元当作路费。 

他的眼睛依靠残余的光感尚能捕捉到微弱的太阳光,世界一片模糊。在村子里那间破旧的老瓦房里,江华时常一个人扒着窗户流泪。 

“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能靠什么活下去。”多年以后,江华仍能忆起那种“非常绝望的状态”,他甚至产生过不想活的念头。他摸索着做家务,去地里帮父亲收稻子和烟叶,时常弄得满身是伤。胳膊上至今留有被沸水烫过的痕迹,手被刀切过,也被火烧过。因为视力障碍带来的生活障碍太多。 

“在农村,(盲人)要么学算命,要么去要饭。”奶奶说,“你实在不行到村口那庙里去敲敲钟,能够有口吃的。”

 

(一位视障学生使用助视仪识字。) 

17岁那年,他的命运有了转机。 

1997年,“超龄”的他被破格招进三明市聋哑学校,成为“插班生”。上学那天,父亲带着他,从天蒙蒙亮出发,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三明市。 

那时不比现在,视障的学生没有专门的教室,只能挤在一间宿舍里学习,也只有少量盲文教材。江华说,自己从早到晚都在学,学盲文要用小锥子在盲文板上戳孔,他的手指无数次被扎流血。 

江华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自己晚上学盲文时抱着书睡着了。因为眼睛看不清白天黑夜,醒来后以为天亮了,他摸索着拿书到宿舍外学。后来回到宿舍才知道,他是凌晨12点醒来的。在“特校”,江华用4年时间,打开了盲文的世界。2001年,作为第一批特校毕业生,他考到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如今的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属于自己的盲人按摩班,听障学生有了属于自己的教室和宿舍楼。教室里配了助视仪,供那些尚未全盲的孩子看书,课桌上摆着一摞摞语文、数学等盲文教材。 

一个男孩儿把语文课本放在助视仪下后,脸几乎贴在屏幕上,等一个字放大到耳朵一般大,他开始读:“小竹排,顺水流,鸟儿唱,鱼儿游……” 

江华毕业后回三明市做盲人推拿,如今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三明市盲人协会主席。2020年10月,当他穿着印有“20周年再相聚”的短衫,与其他首批毕业生回到母校时,这里已经改名“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 

与江华同年毕业的学生刘明,是一位听障学生,先天性失聪。2001年凭借在美术方面的才能,他考入长春大学,如今是三明“特校”的美术教师。 

“其实像刘明、江华这样的,还是比较少。”李勤坦陈,“我们毕业了414个学生,仅有25个上大学,其他的要么在工厂打工,要么自主创业。”拿首批毕业生来讲,20年后,他们中有开批发部的,有做汽修喷漆的,有在宾馆后厨帮厨的,也有在纸巾厂、物业公司、彩印厂、纺织厂、助听器厂打工的。

 “我们就希望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能够养家糊口,不是社会的负担。”李勤告诉记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从学校的课程设置上看得出来,学校会教他们美容美发美甲、酒店客房服务、沙县小吃、盲人按摩、手工皮具、洗车、缝纫、烘焙、剪纸、串珠等等。 

(培智班的孩子学做沙县小吃芋饺。) 

在此教学28年的语文教师黄晓凤知道其中的不易。 

1992年建校时这儿只开设有听障班,视障班是1995年增设的,2010年开设培智班,2014年开设自闭症班。他们遇到的学生和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刚办学时只有九年义务教育,2006年增设职业教育,2012年增设学前教育。用校长李勤的话说,这是15年一贯制的全托教育。 

但这群教师需要面对的是一群“没法从四面接受阳光”的孩子,黄晓凤如此形容。相比于“普校(普通学校)”,这里“成长”会更缓慢。教师们需要用时间去换时间,需要更多的“爱心、耐心、信心”去教育、服务、陪伴他们。 

首任老校长黄金莲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托付于此,多年来一直住在学生宿舍里,和学生们一起生活,孩子们会叫她“校长妈妈”。黄金莲从1991年一直干到2015年才退休。现任校长李勤已经48岁,他19岁就到这所学校,工作了29年,他总是对来访者略显骄傲地说:“我们教师的简历上只有一行。” 

很多教师其实是阴差阳错才来到这里。有人起初只是想当一名教师,但没想到分到的是“特殊教育”。不少教师在最初接触特殊教育时都经历过迷茫、无力、不耐烦,后来带着或多或少的不舍、欣慰与成就感留下。 

这里一位教缝纫的男教师和一位教美术的男教师,都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学手语,才解决沟通上的障碍。校园里常能听到教师的嘶吼,并非在吵架,是教师在上听障班学生的课,他们用手语授课的同时,还希望让尚存一丝听力的孩子能够听到声音,哪怕很微弱。 

在“特校”的烘焙室里,外聘来的沙县小吃厨师说,上周刚教过培智班的孩子包芋饺,一周之后他们就把学的还回来了。她只好在旁边一遍遍地重复,言语温和。 

“重复”几乎是每位教师都必须面对的,而改变看上去总是“微不足道”。 

有人总无法纠正用袖头擦鼻涕的行为,有人吃饭像撒种子弄得到处都是,有人被叫名字时不理不睬。“很多普通人看来很简单的事,他们可能很难做到。”黄晓凤说,“对这群孩子来说,很多改变都是微小的。” 

“聋生理解形容词非常困难。”黄晓凤说,“比如‘鲜艳的’,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有不断地举例,鲜艳的五星红旗,鲜艳的裙子……他们才会慢慢理解。” 

一个女孩身形瘦小,她除了存在听力障碍以外,左手残疾,总是耷拉在左侧裤边上。“这只手基本上没什么用。”手工课教师邓秀兰说,上手工课时,她鼓励她多用左手,最开始只是把左手抬起来,帮右手压着绣花线板,再后来可以配合右手穿针缝皮具,左手的力量一点点找回。 

“她要花的时间会比别人多好多倍,不是说一倍,两倍。”邓秀兰告诉记者。 

“其实都是特别微小的改变,普通人忽略不计的东西。”李勤说,“对自闭症儿童来说,对他们的改变可能是个沟通开始的,也可能是培养了一个生活技能。比如刷牙、洗澡、整理内务。这个过程要分解成很多步骤。普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李勤接触过一个10多岁的自闭症少年,刚入学时被叫名字像没听见一样。后来有一次他在食堂吃饭,这个孩子主动把碗里的肉挑出来问李勤:“你爱不爱吃,这个我送给你吃吧。”李勤哭了。 

自闭症的治疗仍是世界难题。但在这里,教师们并不抱怨,只耐着性子一点点对抗孩子身上的“孤独”。虽然李勤心里清楚,很多自闭症儿童与培智班的孩子最终很难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但“能听指挥,会去劳动,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群孩子也总给李勤带来很多惊喜。王国伟是培智班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打乒乓球上表现出独特优势,2019年9月的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上,他拿下乒乓球16-21岁组男子双打金牌、单打铜牌。一个视障的孩子在弹钢琴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天赋,完全根据听觉,学会了不少乐曲。有一位智力缺陷的孩子在识别各国国旗上有近似“过目不忘”的本领。更多的时候,校长李勤强调的是:“我们不跟其他人比,只跟自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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