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政委送信

1931年7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驻建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和主力部队在毛泽东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的率领下，实行战略转移，回师赣南。当时，建宁人民感到十分突然，舍不得红军离开。

一个傍晚，夕阳染红了半边天，我和耕田队的同志收工回来，还没放下耙子，靖安乡苏维埃主席张九卿来找我，我们两人一起去了红军工作队驻地。

“包队长，交通员来了。”张九卿进门就喊道。

“啊！是水生同志。欢迎！欢迎！”

包队长是红军总司令部驻靖安乡的工作队队长，个把月来他在靖安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同时在这里设立了交通站，包队长拿出一封信说：“水生同志，有一封很重要的信，你马上送去桂阳五军总司令部。”

我心里一阵惊喜，去总司令部不就能见到毛政委和朱总司令了吗！

张九卿严肃认真地对我说；“这封信不仅重要，而且很急，因为敌人已经进入了建宁边界，你必须在9点前送到。”他看着我，加重语气问：“能完成任务吗?”

“能，跑腿是我的老行当了，没问题。”

从红军工作队驻地出来，我心想：自从当上了交通员，从未耽误过一封信，何况这封信是送总司令部的，说什么也得按时送到。

夜幕降临，借着月光，我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急速赶路，心早已飞往桂阳。可脑海里却浮现出许多问题：我这个跑交通的“泥巴脚”能见到毛政委、朱总司令吗？敌人就要来了，两位首长不知道还在不在桂阳……

“哪一个？”猛地一声问话，打断了我的遐想，才知道已经走了五六里路到了鸡公岭红军哨所。我连忙答应：“去送信的。”一位背短枪的红军同志走过来，打着电筒阅看了信封：“噢，交通员同志，辛苦啦，请走吧!”说完还派了一位小战士护送我过鸡公岭，遇到哨位，都由小战士答复，一步未停地赶路。说也奇怪，平时爬这15华里长的鸡公岭，到半山亭总得歇歇，这回爬上了山顶也不觉得累。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鼓舞着我，似乎鸡公岭在我脚下也变矮了。

翻过山岭，只见山下的桂阳乡里一片光亮，桂阳街头十分热闹，在松光照明下，红军和当地群众正开联欢会，嘹亮的“红军歌”在山谷久久回荡。我急忙寻找总司令部住处，一打听总司令部设在几里路远的马兰村。

夏夜，清风吹拂，格外凉爽。尽管建(宁)南(丰)交界的地方进剿敌军已大军压境，但这里还是一片太平景色，一切井然有序。   

越过田野，穿过树林，我背后传来一阵“哒哒哒……”的马蹄声，有两个骑马黑影奔驰前来。“老表，大晚上的要去哪儿呀？”一位骑马的红军热情地招呼道。

“给总司令部送信的。”

月光下，只见那位红军身背驳壳枪，扎着绑腿，脚穿草鞋，他翻身下马与我一起步行，关心地问我走了多少路，吃饭了没有。

马兰村在一小山下，一座青砖屋门前拴着好几匹马。我们一踏进大门，就有人叫：“朱总司令回来啦！”“啊！他就是朱总司令！”我急忙回头仔细端详：总司令是那样谦和、热情。总司令微笑地指着一位红军同志说：“他就是毛政委。”我一时心情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急忙从怀里掏出信件。毛政委握住我的手说：“交通员同志，辛苦啦，快坐下歇歇。”并随手端过一条长凳。

我坐下以后，又仔细地看了看毛政委，只见他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穿一套灰色旧军装，脚上穿着草鞋，下巴上长有一个“福痣”，清瘦的脸上挂着笑容，真和普通的红军战士没有差别。我心想：原来毛政委这么平易近人，而且待人热情、谦和。

毛政委看过信后，对朱总司令及几位同志说：“敌军朱绍良部已从南丰进入建宁境内，傍晚骚扰里心的水南桥。”他把信传给朱总司令，回过头对我招手，我忙上前，毛政委用红铅笔指着地图问：“交通员同志，这是甘家隘，这是水南桥、靖安，从水南桥到桂阳有多少路程？”

“经靖安来桂阳25里，从岩上来只有20里，走小路还近些。”我像小孩背书似的回答道。毛政委在地图上划了条红线说一声：“好”，就放下铅笔，叫一位红军小伙子带我去吃饭，并握住我的手说：“交通员同志，要吃饭，不要讲客气呀！今晚就在这里休息。”我感动地回答道：“好！”这时朱总司令和几位红军都来和我握手，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

山村的蚊子多，绕在人身旁嗡嗡作响。我看见毛政委和朱总司令及几位红军围在桌边研究着什么，桌旁边儿点燃着的辣蓼草加谷壳用以驱蚊虫，苦辣的烟味迎面扑鼻，真是难以忍受，但首长们全然不顾，仍聚精会神地谈论着。

炊事员端上热腾腾的白米饭，一盘辣椒炒猪肉，一碗青菜。我连忙说：“同志哥！怎么这样客气呢？”

“今天正好红军打牙祭，分了一些白米和一点猪肉给毛政委。”炊事员边说边往厅上望了一眼毛政委，压低声音又说：“我想今天非给毛政委做顿白米饭，炒上猪肉，不知怎么给他晓得了，走来厨房说‘白米、猪肉留着招待客人，我还是照例做糙米饭，炒些青椒就行’。这下我可没法子了，因为毛政委讲不吃就不吃，背着做出来还要受批评呢！”听到这，我感到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拿着筷子只是前扒后吞地吃饭，没有挟菜。这时炊事员突然不作声了，我抬起头来，毛政委已经站在我们面前，微笑地看着我吃饭：“交通员同志，吃菜呀！我们有个规矩，搞出来的饭菜不多，讲客气不吃完是浪费。”

“好……我吃。”

毛政委又叫炊事员陪着我一定要吃完。这餐饭我吃得非常饱，而且从和炊事员的谈话中，得知毛政委日日夜夜操劳辛苦，废寝忘食，每到一地都对群众十分关心，进入建宁山区，毛政委爬山涉水，经常出现在担架队里，在伤员之间问长问短。他看见担架队员的饭量大，有几次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饭让给担架队员吃饱。他那件补了又补的夹衣经常盖在伤员身上。

吃过饭，我睡在东房地铺上，虽然一堆烟火熏走了蚊子，但怎么也睡不着，想不到自己一个“泥巴脚”也能见到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还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此情此景终身难忘。可想到可恨的国民党军将进攻建宁，红军就要转移，心里就感到莫名的惆怅。想来想去，鸡已啼过三遍了，只见毛政委、朱总司令的屋里还亮着灯光，他们仍在忙碌着啊！

后来，我不知什么时候朦朦胧胧地睡熟了。忽然一阵讲话声把我吵醒，我一看，天已经大亮，连忙翻起身来，“叮当”一块光洋从枕头下溜到地上，又发觉身上盖了床被单，那被单像是毛政委床铺上的那条。顿时，炊事员的话又萦绕在我的耳边，一定是毛政委查铺时给我盖的。可为什么要放光洋呢？这就奇怪了。我抱起被单就朝毛政委住的那间房走去，可是红军已经开拔了，房东告诉我，红军看我睡得很熟，不忍心叫醒，便将我托咐给房东。

在回靖安的路上，我感到脚步是那样的沉重，不时回头望望，盼望着毛政委早日带红军回到建宁。